朱思本的《輿地圖》、羅洪先的《廣輿圖》和楊子器跋《輿地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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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思本的《輿地圖》、羅洪先的《廣輿圖》和楊子器跋《輿地圖》。朱思本,字本初,號貞一,江西臨川(今江西撫州)人,生于元至元十年(公元1273年),卒年不詳,是元朝成績卓著的地理學家和地圖學家,又是中國地圖學史上一位劃時代的人物。他繪制的《輿地圖》經羅洪先增補為《廣輿圖》后,支配了中國地圖200多年時間。

朱思本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,自童年時起就博覽群書,以后以詩文著稱。他十幾歲出家到信州(今江西上饒)龍虎山學道,此后在道教中地位不斷上升,大德(公元1297—1307年)初至大都,至大、延祐(公元1308—1320年)年間曾多次奉旨祭祀嵩山、衡山等名山。以后又先后在杭州、龍興路(今江西南昌)主持宮觀。

在大德初應召進京和奉旨祭祀期間,朱思本進行了廣泛的游歷,足跡遍及今河北、河南、山東、安徽、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廣東等省,沿途考察了“山川風俗,民生休戚,時政得失、雨潮風雹,昆蟲鱗介之變,草木之異”。在外出祭祀時,他還受朝廷官員的委托進行調查采訪,隨時畫成地圖,他本人也準備重繪新地圖以糾正前人的錯誤,所以每到一地都注意實地考察和收集資料,核對舊圖。在大都期間,他又充分利用了中央機構的圖書資料。從至大四年至延祐七年(公元1311—1320年),歷時10年,繪成了一幅長寬各七尺的《輿地圖》,以后刻石于上清宮三華院。原圖和碑都已失傳,但從明代羅洪先的《廣輿圖》還能看出《輿地圖》的原貌。

據《廣輿圖》推測,《輿地圖》以中國為主,以計里畫方法繪制,圖上的山脈、湖泊、河流的位置、形狀、距離比較準確,而州縣畫得較粗疏,已經系統地使用了符號圖例,黃河源已被大致準確地畫在星宿海西南的喀喇渠。

朱思本自己曾說過:“若夫漲海之東南,沙漠之西北,諸蕃異域,雖朝貢時至,而遼絕罕稽。言之者既不能詳,詳者又未可信。故于斯類,姑用闕如。”可見他的地圖沒有包括元帝國以外和國內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地區。

朱思本的《輿地圖》雖達到了新的水準,但在當時卻沒有得到流傳,因而沒有產生什么影響。一個重要的原因,是大幅地圖很難復制或印刷。羅洪先將《輿地圖》縮繪、增補,改為書本式的分幅圖冊《廣輿圖》,經印刷后大量發行。后人往往以《廣輿圖》為藍本和底圖,沿用計里畫方法編繪地圖,影響所及直到清末。

羅洪先(公元1504—1564年),號念庵,字達夫,江西吉水人。自幼勤奮好學,嘉靖八年(公元1529年)中進士入仕,十九年(公元1540年)因上疏獲罪,被革職回鄉。羅洪先在“遍觀天下圖籍”后,深感錯誤不少,因此訪求三年,找到了朱思本的《輿地圖》,又花了十多年時間,并參考了一些其他地圖,才在嘉靖二十年(公元1541年)增補改編成《廣輿圖》。

《廣輿圖》共44幅,分四部分:輿地總圖一幅;兩直隸、十三布政使司(明朝的15個一級政區)圖16幅;九邊(北方邊疆)圖10幅,洮河、松潘、虔鎮、麻陽(西北、西南邊區)諸邊圖五幅,黃河圖三幅,漕河(運河)圖三幅,海運圖二幅;朝鮮、朔漠、安南、西域圖四幅。其中的九邊、黃河、海運、漕運等圖都是羅洪先增加的。各圖之后,還附有簡要的文字和圖表。《廣輿圖》繪制嚴整,鐫刻精細,山脈、河流、海岸、居民點等地理要素的相對位置都基本正確,如東南部的海岸和黃河以及長江水系的輪廓基本接近現代地圖。使用的符號圖例多達24種,開創了系統使用圖例的制圖方法。羅洪先系統地運用了當時已瀕于失傳的“計里畫方”法,如《輿地總圖》以每方為500里,分省圖每方百里,其他專題地圖分別采用每方40里、100里、200里、400里、500里不等。“計里畫方”的系統化和圖例的運用,使我國傳統的地圖繪制法臻于成熟。

在羅洪先《廣輿圖》問世前20多年,還出現了一幅由楊子器題跋的《輿地圖》,至今保存在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博物館。該圖作者不詳,僅有楊子器的跋。從圖上出現的政區地名看,此圖的繪制不會早于正德七年(公元1512年),而楊子器卒于正德八年(公元1513年),所以此圖的繪制年代是這兩年間。圖長164厘米,寬180厘米,比例尺約為1:176萬,是一幅彩繪的明朝政區圖。圖中用來表示山脈、河流、湖泊、海洋、島嶼、長城和行政區名的圖例符號有20余種,500多座山脈均用著色的山峰表示,河流用雙線著色表示。1600多個地名分級用方、圓、菱形等符號表示,名稱注在符號里。海岸線畫得比較正確,水系較詳細。圖中對萬里長城、廟宇、陵墓、橋梁等名勝古跡給予醒目的表示,可以稱之為早期的旅游地圖。從這幅圖中對黃河上游及其發源地的表示、圖例符號和海岸輪廓等方面看,與羅洪先的《廣輿圖》十分相似,說明他們都是以朱思本的《輿地圖》為底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