鑿濟州河和會通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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鑿濟州河和會通河。自宋朝起,太湖流域便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產糧區,有“蘇湖熟,天下足”的說法。元朝以大都為都。都城官兵、百姓眾多,糧食的消耗量極大,每年需要調入外糧200多萬石。太湖流域成了大都用糧的主要供應地。

起初,南糧北運,元政府采用雙管齊下的辦法進行。一條管道是海運。糧船從江蘇太倉劉家港起錨,出長江口沿海岸北上,繞過山東半島,駛入渤海灣,傍岸到直沽(今天津市),然后再循白河(今北運河)達通州(今北京通縣)。海運有優點,如運量大,節省人力和費用,但海難較多,常有船舶漂失,不及河運安全。

另一條渠道是河運。將江南糧食裝船,沿江南運河、淮揚運河(揚楚運河)、黃河、御河(衛河,相當于永濟渠中段)、白河抵通州。這條運道問題較多。黃河為西東走向,北上糧船須向西繞到河南封丘,航程很大;從封丘到御河,還有200多里,無水道可以利用,必須改成車運,道路泥濘,車行困難。

元朝統治者迫切需要有一條徑直而安全的水道,從大都直達江南。為實現這一愿望,關鍵問題是山東地區能否穿鑿運河,只要在這里鑿出一條渠道,南北直運問題便可迎刃而解。忽必烈派杰出的水利名家郭守敬深入當地調查,得出肯定的答案后,便在至元十九年(公元1282年),委派兵部尚書奧魯赤組織人力,在濟州(今濟寧市)境內施工。第二年完成,這便是濟州河。它南起濟州魯橋,北到須城(治所在今東平縣)安山,長150里左右。這里地處魯中山地西緣,與其南北相比,地勢稍高。建設這條運河,解決水源問題和比降問題,都是工程的重點和難點。

汶水和泗水是運河附近兩條稍大一點的河道,都發源于魯中山地。前者向西向北流,是大清河的上源。后者向西向南流,是淮水的支流。兩者之間,還有一條小水叫洸〔guang光〕水(一說洸水為汶水汊流),其流域地勢又比汶、泗略高。于是,建設者們分別在汶、泗上游各建一座攔河壩,將汶、泗兩水集中于洸水,沿洸水河道至任城(在今濟寧市境)進入新開的濟州河。濟州河一部分水南流,回到泗水故道,下通淮水;一部分水北流,回到汶水故道,汶水下通大清河。濟州河的穿鑿,溝通了淮水和大清河。汶、泗兩水,雨季、旱季水量的差異較大,為了以豐補歉,保證濟州河常年都有一定的水量,建設者們又于河旁修筑一些水柜,進行調劑。

由于濟州河位于魯中山地西緣,比南面的泗水河道和北面的汶水河道都高,因此,南北河床的縱比降都偏大。比降偏大,不僅航行困難,而且河水也容易流失。濟州河本來水源不足,過多的河水流失,便會導至斷航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,建設者們在比降較大的河段上,修建了一批閘門,無船時,閉閘保水,來船時,開閘通航。

大清河原是古濟水的下游,它下注渤海。這樣,南來漕船便可循泗水、濟州河、大清河、渤海、白河,直達通州了。不過,大清河也不是一條理想的水道,除其本身水量不足外,又有潮水頂托和河口多沙等問題,漕船常常受阻。人們認為,南北之間內河航運還有進一步改進的必要,于是,又有會通河工程的興起。

首先建議穿鑿這條運河的是壽張(治所在今山東梁山縣西北)縣尹韓仲暉和太史院史邊源。經朝廷派人深入現場調查,確認切實可行后,命江淮行省斷事官忙速兒、禮部尚書張孔孫、兵部郎中李處選負責施工,征丁夫三萬人服役。至正二十六年(公元1289年)開工,南起須城安山,接濟州河,北到臨清,與衛河會合,長約250里。行船的渠道工程,當年鑿成,解決比降、保水等問題的壩閘,則在以后陸續完工。這段新鑿的運道,初名安山渠,后來,因為它是條“古所未有”的“通江淮之運”的水道,南糧可以直達京郊,忽必烈十分高興,正式賜名為“會通河”。

魯西一帶,地勢高于南面的江蘇和北面的河北,是南北大運河的河脊,水源又比較短缺,工程十分復雜,但人們還是千方百計地建成濟州、會通兩河,使南北水運聯成一線,在我國運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當時兩河雖然因為技術上的原因,還不能通航較大的船舶,因而也沒有取代海運,成為南北漕運的主要渠道,但它卻為明代完成這一任務奠定了基礎。